七寸是蛇的要害，因此谚语言“打蛇打七寸”，比喻做事能掌握关键；也可形容扼住敌人要害，使其动弹不得而束手就擒。前章提及首鼠两端的卫成公，在晋、楚两强间摇摆不定，试图从中争取卫国的生存空间。尔后面对胞弟叔武的问题，卫成公又首鼠两端而间接牺牲叔武性命，最终得以保全君位。

读者以为卫成公只凭这招，便能在险恶的国际局势中立足吗？他当然有更厉害的本事。 “打蛇七寸”之计让卫成公利用晋、秦间的紧张关系，一方面掐住晋襄公脖子使他敢怒却不敢发作，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和卫国争取与晋国化敌为友的契机。

文公元年（626 年）《左传》记曰：「晋文公之季年，诸侯朝晋，卫成公不朝，使孔达侵郑，伐绵、訾与匡。」卫成公在周王城囚禁两年，好不容易回国续任君位，因其对晋国不满而不愿朝觐晋文公也就可以理解。卫成公更绝的是，让卫卿孔达帅师入侵晋之同盟郑国，攻击郑之绵、訾、匡三邑。三邑除绵不知所在，訾与匡曾是卫国领地，尔后隶属郑国。因此以地望推之，绵应距訾、匡不远，皆在卫、郑边界一带。卫之侵略可理解为取回原属的都邑，但上引《传》文所言「季年」，乃指晋文公在位最后一年。换句话说，卫成公可能是趁晋文公病入膏肓之际，发兵入侵郑国三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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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成公之举挑衅意味浓厚，他的如意算盘是继位的晋襄公未必能坐稳君位。一旦晋国内乱，必无暇处理国际纷争，卫成公就有机会长期占领三邑。可惜卫成公的计谋没有实现，文公元年（626 BC）《左传》记曰：「晋襄公既祥，使告于诸侯而伐卫，及南阳。」晋文公卒于鲁僖公三十二年（628 年），晋襄公翌年即位为君。先秦时代为父母服丧十三个月称「小祥」，期满则是「既祥」。晋襄公「既祥」后召告盟国组成联军，对卫国发动报复行动。

就在发兵前，《左传》记载晋卿先且居之语：「效尤，祸也。请君朝王，臣从师。」「效尤」指仿效有过之人做同样的坏事，先且居之意乃言晋国伐卫之由，是卫成公不朝觐「侯伯」晋文公。晋襄公甫登君位，尚未朝觐周天子。若攻人之恶自己却「效尤」其恶，岂非落人口实？因此先且居建议晋襄公先朝周王，由他负责攻卫。晋襄公接纳其言，让先且居与另一位晋卿胥臣率联军包围卫国大都戚邑，并拘捕戚邑之主、卫卿孙昭子。孙昭子是前章提及卫卿孙庄子之子，孙庄子往生后由孙昭子继承家业。

为何联军攻击戚邑而非直指卫都？笔者认为，一则戚在卫国西北境，联军系以晋国为首，因此就地望而言，不仅有利晋国进攻，也能长期占领戚邑。再者，卫之侵郑也是入其边疆，依据比例原则，晋国也不宜攻击卫都。

卫国丧一都与一卿，卫成公赶紧联系与晋同盟的陈国，询问陈共公如何是好。陈共公建议：「更伐之，我辞之。」这里的「辞」作动词解，有解释、说明之意。陈共公愿为两国议和，但要卫再伐晋，尔后由他出面说项。于是卫成公命孔达率师侵晋，晋国随后也「疆戚田」，回应孔达的攻击行动。 「疆」在此作动词解，是设置标志以确定疆界。春秋时代常见以垒土之「封」或种植树木作为界址，「疆戚田」是确立戚邑与卫国之边界，表示晋国将长期占有戚邑。

文公二年（625年）《左传》记载晋国司空士縠与宋、陈、郑三位国君、鲁卿公孙敖于垂陇会盟，商讨再伐卫国之事。 《左传》记曰：「陈侯为卫请成于晋，执孔达以说。」「说」在此读为悦，有讨好、取悦之意。陈共公趁参与会盟之机代卫国说项，但议和的方式竟是将前一年侵晋的卫师指挥官孔达交予晋国。孔达受卫成公之命率领部队出征，讵料却当作头号战犯处置，读者定然为他叫屈。晋国何尝不知孔达只是代罪羔羊呢？但春秋时代的生存法则，说穿了就是「国君有过，大夫扛罪；大夫有错，家臣代受。」现今黑社会的规矩亦复如是，黑帮大哥常要小弟背黑锅，小弟若能挺身而出扛下责任，未来就是帮派里的要角。

孔达之父孔婴齐仅见于《左传》闵公二年（660年），是时卫懿公在位而狄人伐卫，孔婴齐担任卫师之「殿」——殿后的部队指挥官，其位阶应该是大夫而非卿。孔达继其父亲为大夫，逐渐在卫国崭露头角而成卫卿。尔后孔氏在卫国能与宁氏、孙氏、石氏等世家大族比肩，孔达无疑是扭转家族命运的转捩点。笔者认为此次孔达代君受过尤其关键，卫成公欠下孔达一分人情，往后自然让孔氏拥有有更多的权力与利益。

孔达与卫成公势必想过更严重的结果：晋襄公会不会一怒之下杀了孔达立威呢？的确有此可能，但机率极低，原因有六：第一，晋襄公甫即位，正需建立自己与晋国的国际声望。身为「侯伯」晋文公之子，延续晋国霸业定然给晋襄公很大压力。卫国侵晋固然挑战晋国威权，但不至于让晋襄公杀孔达祭旗。第二，对卫国侵晋行动，上文提及晋国以「疆戚田」为反制。若再杀孔达则是反应过度，恐将伤害晋国威望。

第三，春秋时代杀大夫毕竟非同小可，若非十恶不赦之徒，一般不会如此鲁莽。第四，陈共公与晋国关系友好，既然卫成公透过陈共公议和，若杀孔达则使陈、卫二国与晋反目。反之，若暂时拘禁孔达以示对卫之惩处，不仅给足陈共公面子，也不至于和卫国撕破脸。第五，晋国此时与秦国关系紧张，该年冬季即与宋、陈、郑联合出兵伐秦。为了不要节外生枝，宽待卫国应是最好的方式。第六，西周至春秋文献大量出现「德」字，简言之即要求天子、国君、卿大夫等贵族要遵守道德、以德服人、仁德治民。晋襄公若期许自己继承其父志业而成为国际仲裁者，道德约束将促使他须对孔达宽宏大量。

卫成公与孔达应该都全盘分析利害关系，因此「执孔达以说」可谓利大于弊。孔达应该也觉得这是笔划算的买卖，于公于私他都愿意也应该扛起责任，为国君与国家牺牲。因此君臣两人「一个愿打、一个愿挨」，让卫成公双手奉上头号战犯孔达，借此化解晋、卫之隙。

晋襄公对卫成公以此方式议和应该颇为满意，让晋国赢了面子，于是不再追究卫国侵晋之事。翌年文公三年（624 年）《左传》更记载卫成公特地去拜会陈共公，感谢他从中言和。再隔一年的文公四年（625 年）《左传》曰：「四年春，晋人归孔达于卫，以为卫之良也，故免之。」孔达遭囚于晋前后约两年，且是晋国主动释放。同年夏季《左传》又记云：「卫侯如晋拜」，意指卫成公亲自到晋都拜谢归返孔达。

晋国主动示好，笔者认为乃因是时晋、秦关系持续紧绷，不容地处晋国东方的卫国再与自己交恶，故而释放孔达释出善意。此后终晋襄公与卫成公之世，两国邦谊巩固，卫国成为晋国坚实盟友。至于孔达是否为「卫之良也」，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，在此不作讨论了。

晋襄公在位时间仅七年，文公七年（620年）《左传》记载晋灵公年幼即位，由赵盾担任执政卿辅佐。前一年老迈的秦穆公也结束长达三十九年的君权，其子秦康公与晋灵公同年担任新君。但晋、秦两国的关系未因两位国君登基而改善，依然箭拔弩张而不容水火。文公八年（619 年）《左传》谓「晋侯使解扬归匡、戚之田于卫」，但晋灵公年纪尚幼，决定归还匡、戚予卫国的人，应该是以赵盾为首的晋卿。晋国此举无疑是为了巩固与卫国的关系，希望卫成公能坚定支持晋国与秦抗衡。

卫成公最终仍是取回失去的匡、戚两邑，不仅赢了面子更得了里子。卫成公在位长达三十五年，是春秋时代执君权年数的前几名。他巧用「打蛇七寸」之计而改善与晋国的关系，让卫国取得稳定的国际地位长达二十余年，的确值得吾人学习与仿效。

「打蛇七寸」不仅攻敌之弱处，更让对方「哑巴吃黄莲——有苦难言」。利用对手不得已的苦衷，或是对手正与他人处于关系紧绷的状态，不容分心处理与自己的矛盾之际，快狠准地瞄准七寸之所，让他毫无招架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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